技术市场专论

　　从苹果的专利实践看，中国可能进入“专利大爆炸”时代。这需要我国部分经济大省进行专利管理制度的重大创新。

　　中国年度专利申请可能突破500万件

　　国外专利正进入“软而小时代”、“社会科学时代”。如果我国顺应世界发展潮流，其年度专利申请量可能突破500万件。

　　苹果公司的外观设计专利正在从保护很“大”的“软件界面”，转变到保护“软而小”的“软件界面元素”。如2013年1月1日到2014年12月31日提出申请，但在2015年1月12日之前授权的苹果“软界面”专利有84项，保护用户互动界面的专利有16项。苹果保护“软而小”的“软件界面元素”的专利正逐步增加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与ibm、微软、facebook、google等企业类似，苹果很多“软”发明专利、“软而小”发明专利申请主要保护数学、社会学、营销学、心理学、行为学、商业美学、政治学、统计学、经济学、历史文化学、人际关系学的“知识创新”。有些专利律师甚至认为，美国最大的专利发展趋势就是在自然科学、工程技术发明之外，出现了大量的社会科学方面的专利申请。

　　这类学科肯定存在大量的“知识创新”，这些“知识创新”的“专利性”问题存在很大争议，但它们“生产”的专利有巨大的商业价值，在很多情况下，甚至比自然科学、工程技术专利更有价值，更无法被“竞争对手”规避。

　　目前，我国尚未真正放开软件界面、网页界面、电子显示界面的外观专利授权，更未放开这类界面中“虚拟小元素”的外观专利授权。

　　如果我国开始对上述“软”专利申请、“软而小”专利申请积极签发专利权，并全面开放社会科学“知识创新”的发明专利授权，那么我国年度专利申请量很可能突破500万件。

　　我国专利管理制度需要创新

　　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，我国在不久的未来将进入“专利大爆炸”时代。为此，我国可通过如下制度创新，提前创建、重组、优化、储备专利管理资源。

　　一是打造收集全球创新、全球设计、全球知识的app专利局。

　　随着我国进入“专利爆炸”时代，旧的专利受理、收费、审查模式将被淘汰。这需要我国用特许经营方式，由国务院、科技部、商务部等部门，以及中国科学院、中国工程院、中国社会科学院或国家知识产权局等各自授权百度、淘宝、腾讯、华为等数十家，或数百家高科技企业自行创建“app式虚拟专利局”。

　　这些商业化的app平台可把专利撰写、作图、文件制作、提交、交费等全部流程“搬到”商业化的app软件上，让平台app化、下载免费化、专利受理免费化、审查快速化、授权廉价化、年费高价化、界面多语化的“百度世界专利局”、“淘宝世界专利局”、“腾讯世界专利局”、“华为世界专利局”等在全球互联网上“接纳”全球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申请人自由提交的任意语种的专利申请。

　　app专利局可把上述“软”专利、“软而小”外观专利在授权之前的全部官费之和压低到100元人民币以内，从提交外观专利申请到授权发放“专利电子证书”的时间可压缩到1天以内，但对专利授权后的年度维持费可提高数倍，甚至数十倍。

　　二是对受理、审查、确权、维权机构实施破碎化和民营化改造。

　　随着我国逐步进入“专利大爆炸”时代，我国应尝试在江苏、山东等地开展专利机构改革。

　　江苏应建立数以十万计的民办学校、民办大学等，使之与美洲的文化、教育、设计、科研、传媒、资讯中心——纽约州并立，成为亚欧大陆的文化、教育、科研、资讯中心。这需要江苏普及英、德、法、西等外语教育，让大部分江苏中小学生能在数学、科学、计算机、工程、软件、商业、法律等学科自由操作3—6门外语，为建成上述中心夯实语言基础。为此，我国可在江苏建立一大批民营化的专利受理、审查、确权、维权机构，把上述app专利局的全球数据收集、全球情报研究、全球专利审查中心部署在江苏，并在江苏专利、文化、教育、设计、科研、传媒、资讯等产业实行“多语言化”改革，推动江苏向“多母语社会”转型。这种转型比任何科技创新战略、知识产权战略都更能促进江苏的永续发展、高效发展。

　　山东的改革探索。山东是我国人口、经济、文化大省，被视为“中国的古希腊”，在国外的影响力很大。为迎接“专利大爆炸”时代，我国可在山东建立国防、航空、通信、软件、医学等高技术专利的民营受理、审查、确权、维权机构。为全面接轨英美国家的发展，山东在知识创新、知识产权管理、教育、传媒、海商、司法等领域，应从威海、日照、青岛、烟台、滨州、潍坊、东营等沿海城市的保税区、开发区、创业园、科技园、大学城等开始，全面推行英文办公。

　　把中国专利受理、审查、确权、维权机构实施破碎化和民营化改造，允许大量民营机构在国家法律框架内“外包”国家大部分专利的受理、审查、确权、维权业务，并自行探索更新专利受理、审查、确权、维权规则，这是我国开放“软”专利、“软而小”专利授权，并使专利产生“产权化”、“资产化”、“产业化”、“证券化”能力的一个基础条件。

　　如果不进行上述改革，中国就不可能用大量专利保护数学、社会学、营销学等领域的“知识创新”，不可能支撑我国产业界进入生产“小型”“通用”“高匹配”“巧组合”知识块的新时代。